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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访谈下 | 没有文革，就没有发明“中国模式”的中国
<p>如今，丁学良教授已从香港科技大学荣休。从皖南文革红卫兵、到哈佛文革课堂的博士生、再到香港三十年文革的教授，文革已经成为了其一生中最深刻的政治经验与思考，对他来说研究文革有着一种魔力。也因此，波士顿书评特邀记者卢吾川特别电话采访了丁学良教授，谈谈六十年后，他对文革、文革后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模式发展等问题的反思。</p><p>访谈分为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下篇《没有文革，就没有发明“中国模式”的中国》。</p><p>问：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造成的灾难不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革命色彩，以及充满了毛泽东个人性格特质的“猴性”。这其实与社会主义体制所需要的高度专业化以“计算”作为文职的职业政治家的要求有着天然的差别。同样，在后毛泽东时代，具备毛这种性格与个性的政治家绝不仅有。您认为，毛对于今天中国政治，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p><p>答：毛泽东这样的人，如果想找到类似的政治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切·格瓦拉，他们都是在革命成功之后，选择继续革命。我看到过资料，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也是被掌权者所讨厌的。因为他永远不满足，觉得革命不该终止。他在哥伦比亚被捕后被处决，就成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象征。</p><p>毛泽东最大的政治遗产，第一是要牢牢掌握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中国政治永远的真理。没有普选制，垄断暴力是唯一的合法性。第二，是抓紧笔杆子。就是意识形态控制，对于宣传、教育、信息的绝对垄断。尽管之后的掌权者在这个基础上不断修正、调整，但是抓紧枪杆子和笔杆子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毛以后，从制度建设而言，没有一个人敢轻易放弃这两个杆子。我认为这个遗产不会被之后任何一个领导人放弃。毛泽东对林彪的赏识，就是因为在两个“杆子”的问题上，两个人具有高度的共识。</p><p>问：对于文革的政治遗产，无论是建制派还是自由派都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1989年，中共官员将学生的自发运动类比为文革中的“串联”与“贴大字报”；对薄熙来重庆体制的批评，认为是“文革”重演。再包括，台湾政治中，蓝绿营之间的内斗与你死我活，也会使人联想到文革中的派系斗争。您认为，在大众的集体记忆中，文革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这种解读，是否存在着对文革的本质的误解？</p><p>答：西方很多学者遇到新的政治运动和现象都会和文革进行联系。这也是我从1988年在哈佛本科生院做助教开始，一直向学生强调的，你们可能从文革中找到几个相似的点，与你身边的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进行联想。比如美国的女权主义者，经常把江青在文革中发挥的作用形容成女权运动在亚洲的实践。当然这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江青在山东长大的，从年轻的时候就挣脱家庭束缚向往自由。这种评价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再比如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实践，以及薄熙来倒台后温家宝在记者发布会上对文革的评价，都会让人产生联系。</p><p>我在社科院曾经和薄熙来短暂共事，从美国回国之后，被重庆市政府聘为海外交流理事会的第一届的理事。薄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重庆在所有直辖市中是条件最差的，因此要强调重庆在抗战中作为陪都的历史。而抗战的历史在海外华人中是很有感召力的。我当时觉得薄这个人还是比较有远见和想法的。</p><p>之后我就觉得重庆就已经变味了，因为曾经接待我的官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就有人悄悄告诉我，他们已经被抓起来了。而这些都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这就让我不由自主将重庆“打黑”和文革联系起来了。因为文革中搞掉一个人是不需要法律的，打黑就是用行政权力超越法律程序直接打击政治目标。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所谓重庆模式敬而远之了。我后来知道了打黑中对企业家的迫害，直接明码标价交钱放人。这让我想起了文革中批斗与抄家。只要经历过文革，在中国一定能找到类似的做法。</p><p>那么文革到底有没有正面的遗产？文革产生了许多的悲剧与惨剧，相关的研究在大陆已经不能出版了。但是我想文革在人类历史上，还是有一些正面意义的。这不仅因为我当过红卫兵，而是我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全世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只有中国发生了文革，只有毛泽东把文革当做人生中第二重要的大事，毛泽东从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就知道文革受到的阻力很大。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固执己见发动文革？理论上而言，毛泽东的理论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作为和列宁并列的理论家，就意识到革命政权的腐败堕落问题，我甚至有个想法，如果列宁不死，他和托洛茨基会不会发动俄罗斯版的“文革”？托洛茨基在流亡后的所有著作，都在批判斯大林体制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建立在特权上的官僚专制体系。当然，毛泽东不可能承认托洛茨基对他的影响。而中国的托派领袖陈独秀，在晚年也在思考相同的问题：斯大林是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政权牌子的官僚特权的阶级。第二个对毛泽东的刺激就来自于吉拉斯的《新阶级》，当时认真读过书的红卫兵之间，其实都不言自明毛主席受到了吉拉斯的影响。后来我也读过《新阶级》的灰皮书，吉拉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了斯大林体制不仅是官僚主义问题，而是蜕变异化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有自己的利益与基础，有一套自己掌握和分配资源的制度，而普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无法进入这个阶级。</p><p>文革结束后，官方第一否定的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官僚特权阶级”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革的正面意义就在于，一个推翻资产阶级的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看似消灭了阶级和贫富差距，新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依旧存在堕落与腐化的可能性。行政权力会衍生出的新的不平等，官僚集团会使用公有财产为自己服务。铁托在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铁托的本身也是特权阶级之一。他没有对自己发动革命的勇气。当然，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解决方式是极其糟糕的。而且文革后不久，开后门现象就卷土重来。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讲，开后门现象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所有部门已经丧失了活力，没有效率。人们为了基本的生存找到资源，只能“走后门”。而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之下，最重要的权力就是行政权。</p><p>问：现在有一种现象令人颇为担忧，中国的年轻群体尤其是底层劳动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变得非常热衷。《毛泽东选集》开始变成一种与体制对抗，呼吁保障劳工阶层合法权益的思想资源，这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不满。这其实是与自由派知识精英所呼吁的“保卫改革”和强调市场经济的路线存在着对立。您怎么看这种现象？</p><p>答：这种现象我看到的太多了。有一种人在年轻的时候被糊里糊涂卷入了文革，但是文革之后对自己的经历又没有反思。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少。第二种，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最重要的阶段，只是被文革的口号所吸引。幻想文革中，有最清廉的干部，有最亲密的人际关系。这其实是把文革当做一种宗教信仰。毛泽东要超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前所未有的社会，最后迎来的是彻底的失败。</p><p>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因为我当过红卫兵经常被邀请参加美国左派的活动。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所以对文革的想象都是虚构的。他们被吸引的是文革的口号和所谓高潮的场面，但是
